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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已经过去将近一周年了，如何进行灾区重建是社会各方都在关注的问题。与目前正在有序开展的灾区经济重建（准确地说是灾区物质或者说是硬件方面的重建）不同，灾区的社会、生态等其他软件方面的重建问题似乎比较少有人关注。人们较多看到的是社会对灾区人民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方面所作的努力和作为，而事实上，灾区其他方面的社会重建也同样刻不容缓。地震不仅给灾区的物质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也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发生突然断裂，这又进一步导致灾区群众的心理和社会信念的断裂，由此引发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例如，有的人因不堪忍受地震所带来的沉重心理精神压力而自杀，有的人因原有的社会生活方式被打乱而失去安全感，等等。
广义的灾区社会重建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等全方位的社会整体重建，其意义与社会学和人类学所说的社区发展和社区重建基本相同，其目的是恢复地震灾区的整个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功能。狭义的灾区社会重建则是指从社会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方面所进行的社会干预和修复，其目的是尽量缓解地震对灾区人民的心理、社会信念、人际关系网络等方面的伤害，让他们重新树立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进而让他们增强或者重新建构对社区及社会的认同感。对于社会个体而言，灾区社会重建是让灾区群众尽快降低或者削减心灵的创伤，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对于整个地震区而言，灾区社会重建是让灾区社会尽快有效运转，重新恢复其自我调节功能。
笔者认为，首先，要加强灾区社会重建的社会保障机制建设。有关部门特别是各级政府，包括对口支援政府部门应当像重视灾区经济重建一样重视灾区社会重建，把灾区社会重建，尤其是灾区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和灾区社区发展信念的重建纳入整个灾区重建的规划，并从组织、人员、经费方面给以必要和足够的保障。实际上，为了有效缓解灾区本地干部工作生活压力过大的问题，可以让对口援助灾区重建地区派出部分心理素质较好的干部，到灾区进行阶段性挂职或者工作岗位交换。这样，一方面可以有效缓解灾区本地干部的工作压力，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调整他们的心理状态，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另外，在开展灾区重建中，应当充分调动政府力量和民间组织力量，形成灾区重建的合力。
其次，要认真开展调查，了解地震给灾区人民造成的社会断裂的现实表现，以此作为开展灾区社会重建的现实依据。在这点上，应当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切实从灾区群众自身的角度了解他们的社会需求。例如，对于广大的灾区群众而言，他们的最大社会压力首先来自于突然丧失亲人所产生的迷茫、抑郁、困惑、无助和安全感的丧失。针对这点，社会应当采取一些措施，尽快和尽量弥补由此给他们带来的心理伤害。例如，社会应当多宣传灾区人民生活中乐观向上的一面，不要过多宣传悲伤悲情的一面，这样可以让灾区人民逐渐淡出对地震的记忆。毕竟，有些伤痛的记忆还是应该尽早忘却的好。
第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推进受灾人群的家庭和社区重建。对于某些受灾群众而言，单纯的短期心理安抚并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消除他们的种种社会压力，还必须有一些更具可操作性也更具可持续性的举措。事实上，长期而言，最能有效缓减受灾人群心理压力的，并不是外在的社会机构或心理工作者，而是天天和他们朝夕相处的家庭成员和周边的邻里社区社会成员。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受灾群众个人自身的社会功能恢复。为此，社会外力必须为受灾人群所属家庭及所在社区功能的恢复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和帮助，以恢复或者重新建构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例如，对于那些在地震中失去未成年子女的家庭，社会可适当放宽计划生育等政策，让那些具备条件的父母重新生儿育女或者收养未成年子女（包括地震遗孤），而对于那些在地震中失去配偶的家庭，社会应鼓励他们再婚，从而更好地恢复其家庭功能。与此同时，灾区家庭成员之间、邻里之间彼此也应当相互关心和帮助，共渡难关。另外，社会应当在解决灾区群众的工作和就业方面尽量提供帮助。
最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可以借灾区重建的机会，重新建构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体系。灾区社会重建的最高目标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发挥灾区内部自身的潜能和优势，让每一个生活在社区中的人都对社会未来发展持一种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例如，在农村地震灾区重建中，可以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大力推进农村社会资源整合进程，包括实行迁村并村，以改变原有的村落分布和村民的居住环境；实行耕地整合，以重新进行耕地资源和生态规划。同时，原本属于不同村落的村民居住在一起之后，可以重新建构或者增加一些新的社会支持系统，如重新构建村庄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关系，新增各种新型农村服务组织，包括多开展一些科技、文化“三下乡”活动等等。这样做的目的，是允诺灾区人民，地震之后，依然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明天。
